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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碳不是减少生产能力,更不是打乱供求秩序(降碳大家谈)

文章来源: 刘世锦 《 中国能源报 》( 2021年09月27日 第 19 版)   发布时间: 2021-10-22 11:35:46   点击次数: 0

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对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更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这个转型并不是别人让我们转,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转。分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影响,将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在落实降碳目标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降碳不能单打一,应该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重要区别。发达国家已经过了工业化高峰期,已实现碳达峰,污染问题也基本解决,经济进入成熟区。但中国不一样,我们除了碳的问题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也有潜力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

但这种情况并不会影响中国降碳目标的实现。碳减排和常规污染物的减排具有同源性,同样的污染物,既排碳也排常规污染物。降碳治污、协同治理实际是用积极性较高的治污来带动积极性相对较低的降碳,利用同源性把这两件事同时推进。同时,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中和碳排放。更重要的是,绿色增长,特别是发展绿色技术,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者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减污降碳增绿。

第二,降碳不能搞“运动式”。近期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不能搞运动式减碳,但调研发现,一些地方领导反映最近减排压力很大,甚至影响到了短期的经济增长,有些地方为完成减排指标拉闸限电,虽只是个别情况,却反映了一种倾向。现阶段推动减排主要用行政性手段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这一办法的优点是短期内行动比较快,也可能取得成效,但问题是指标分配是否合理,还有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问题。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好事不一定能办好。绿色转型应该“新的不来,旧的不去”,这就是最近中央财经委会议中特别强调的先立后破,我们要把着眼点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在确保产业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平稳转化。

第三,降碳不能指标错位。近期有一个有争议,即用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指标实现双碳目标是否合理有效。调研发现,目前不少地方为了实现降碳目标,将能耗双控作为抓手。国家提出能耗双控的指标是为了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但对于实现降碳目标,这其中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节能并不等同于降碳,同样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们的目标是在保证必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或者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含量。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刚过1万美元,根据规划,到2035年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现价美元算约3万—4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包括人均能耗,特别是人均电耗。所以,如果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不符合发展的初衷。

另外一个问题是撇开碳排放和常规污染物排放等问题,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究竟该用行政性办法还是用市场化办法来处理更合适?能耗双控指标实际是一个成本控制的问题,包括能源在内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企业才有可能讲清楚、做出正确决策,政府在宏观层面很难把握准。比如,近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相当低,如果某个企业用这类绿电生产一种高技术含量附加价值的产品,即便能耗高一点,但因为产生的效益更好,算总账还是合算的。

因此,建议加快创造条件,用碳排放的双控指标(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替代能耗的双控指标(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以更好地服务于实现降碳目标。当然,能耗双控指标还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评价分析指标。

下一步,要推动两个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从根本上要靠绿色技术驱动,这些绿色技术应该是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的,少排放或者零排放的,与传统产业相比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成本低的。同时,首先要推广那些已经成熟、应用以后能够产生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技术,同时要加快形成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推广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下一步绿色技术的重点应是做加法和乘法,如低碳和零碳的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有研究认为这将带来百万亿元级的投资,但如果不做绿色发展是不可能有这个增长空间的。

制度创新方面,必须要体制转型,形成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首先要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因为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无论是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化办法,前提是把账算清楚,而且要有一套科学的核算方法。实现碳排放的双控指标之所以有难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必要的核算基础。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本文摘编自其在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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